文化研究的重要学者及其代表作


 发布时间:2021-04-13 19:28:10

这两者性质截然不同。面向公众,就得接受监督、面对质疑、承担责任。所以,越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对于学者而言,越是要提起“人文精神”这根弦。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只是人文精神比较浅的层面,真正的人文精神绝不只是面对个体生命抱以同情与怜悯的态度,而是开放社会条

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梁漱溟感慨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不是学者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

”把书房与“天堂”相比,可谓道尽了书房的无穷魅力。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胡适和李元洛一样是把书房当成了“天堂”。藏书既有助于学者的学术事业和人生,同时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作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逛旧货市场,看到清末大藏书家澄庵的书柜堆积在古旧家具中,无人问津。

能否具体谈一下思路?杨义: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理所当然地会提出这么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就是我们需要用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来反省和重构我们的学术传统,思考如何从创造性地超越历代的学术,尤其是清代和民国学术中走出一个新的境界,把学术推向一个创新的空间。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这是对当代学术的文化姿态和创造能力的一场大考试,就看我们交出的是一份委委琐琐的答卷呢,还是一份意气风发的开拓者答卷。过去存在着一种习惯性的文化姿态,就是对清人都是仰着脖子的,尤其对乾嘉诸老,把脖子都仰酸了。

中国学者之观“火”心得李雪涛(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汉学家在中国火起来这件事要回到历史中去理解。汉学家在中国的历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游记汉学”;到了传教士时代,比如利玛窦,写了很多更深入的书;直到1814年,雷慕莎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课至今,算是进入“专业汉学”的时代。回顾近代以来汉学家在中国的历程,中国对这些汉学家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民国时期与西方的往来很正常,当时在北平的德国汉学家就达到100多个。

1982年初,我和两位同行选编的《因明论文集》出版,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因明座谈会,虞愚、杨化群等老学者和我们几个年轻的学者共7人参加,大家一致认为:“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当时的中国社科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用“要报”将这一呼吁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后来获悉,陈云同志做了重要批示。从1982年到现在,共召开六次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和一次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有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招收因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出版了一些因明著作。

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长篇小说《废都》英文版,由中英两国学者共同翻译完成。“应该有更多出色的中国小说让世界读者熟知。”译者之一胡宗锋7月24日说。《废都》是作家贾平凹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都市中几位文人“颓废”的生活与心态,在出版之后曾因其颇有争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坛引发了地震。1993年上半年,这部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不久,以“格调低下”的名义被查禁。直到2009年,《废都》在被禁16年之后再版。《废都》已被译成法文、日文、俄文等多国文字,并于1997年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松浦先生是1978年以《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一书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年43岁,这在日本的教授中算早的了,但他自己可能还是觉得晚吧,笑谈中也有许多感慨。他给我的印象是较轻松随和,与独来独往、不苟言笑的兴膳宏先生形成明显的反差。松浦先生研究的问题大多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我没有能力加以评说,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他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其著作量之富在日本同辈学者中罕有俦比。熟悉日本学界的人都知道,许多学者一年只写一两篇论文,到退休时才结集为一部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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